智慧社区概念缘于西方，1992年，国际通信中心第一次即将提出了“智慧社区”建设标语。智慧社区是指充分借助物联网、云估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的集成应用，为社区村民提供安全、舒适、便利的智慧化生活环境，产生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种新形态社区。2000年之后，我国开始参与世界智慧社区评比活动。201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发布《智慧社区建设手册（试行）》，指导各地举办智慧社区建设，总体呈现出以下发展路径。
政府主导与新政带动下的示范工程
自2012年我国开启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后，在工信部、科技部、民政部联合推进下，各地积极举办智慧社区星级评比工作，促使全省智慧社区建设的蓬勃发展。政府主导的智慧社区建设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由工信部和科技部主导，完成社区互联网接入及智能设备铺设为核心的硬件建设，为实现政务管理信息化打下基础；中期指出强化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搭建各类公共信息平台，施行信息惠民工程，推动智慧民生服务成为此阶段的主要方向；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呼吁构建网上社区居委会，发展线上线下结合的社区服务模式，从社区整治角度对智慧社区建设提出新要求。至此，智慧社区建设在政府主导下逐渐完成从数学空间智慧化、信息服务惠民化到提高服务与整治水平的全面升级。政府主导与新政推动是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推动路径，智慧社区建设的各类指标评估体系渐趋建立，有利于全省范围内的数据资源共享和信息服务对接。但我们也应听到，各类试点与示范工程名目繁杂以及统一指标体系的部份不适用性，使一些地方的智慧社区建设流于表面，可持续性发展冲劲不足。总体而言，政府主导模式呈现出数字化、网络化“硬件”建设先行，互动化、协同化与智慧化“软件”建设尚显不足的发展特点。
企业推动的定向服务布局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制订“互联网+”行动计划，全省不同行业的“互联网+”创新创业实践迅速举办，由互联网企业、通信企业和物管企业推动的智慧社区建设也在全省盛行。一方面表现为银企合作模式。互联网企业与通讯企业多以与政府合作的形式展开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平台搭建工作，通过政府订购服务或签署银企共建合约等方式服务于政务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和社区智能传感铺设工程，逐渐实现社区空间管理与服务信息化与可视化，以服务于政府的数字化整治。另一方面由小型物管公司主导。为建立物管服务社区50个创新小项目，提高自身服务质量，降低企业社会认可度，有实力的小型物管公司也在物管管理领域积极推动智慧新村建设，盛行物管管理系统内部的智慧革命。但因为我国社区与新村地理边界的非重合性，提高智慧生活质量的新村物管管理和服务升级常常仅逗留在高档新村，不能造福更多民众，难以形成广泛示范效应。企业推动路径背后的资本逻辑易使智慧生活与智慧服务为部分成员专享，不能有效推动社区群体公共性的生成。同时，市场主导的商业化逻辑易产生数字鸿沟，减缓社区群体分化，不能充分彰显社区建设的核心理念。
社区整治升级的压力传导与展示性建设
社会整治视角下的智慧社区建设指出以网路技术的介入，实现多元主体在社区空间中的有效共治。并且，现阶段我国“互联网+社区”建设远未实现真正意义的整治创新，多逗留在“传统社区+互联网”的初始阶段，社区内部群体多元分化将造成内生型建设主体培植不足。一方面，我国社区建设表现出路径依赖下的行政化倾向。一些社区自治属性无法充分、有效发挥，造成社区的智慧建设仅逗留在响应政府呼吁、抓包政府项目和智慧空间展示性构建阶段，未能实质性地触碰村民日渐多元的生活服务需求，因而脱离了市民生活实际。另一方面，社区参与主体分化也造成智慧建设动力不足。当下社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常常为奶奶、儿童或失业人员等非职业群体，活动方式多以线下文娱活动为主，中青年在职群体参与不足不利于社区智慧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为此，社区虽被赋于社会自治组织的定位，但多数社区远未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智慧建设升级，建立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整治格局依然任重道远。
迈向“社会”赋能的智慧社区建设
智慧社区建设须要“技术”与“社会”的单向赋能，但目前的智慧社区发展呈现出过度技术化倾向。智慧建设确实须要借助网路技术赋能社区，以实现传统社区在管理和资源配置方面的效能化，但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社区“社会”建设的同步赋能，能够改变现有社区主要靠政府、企业推动的“被智慧化”局面。为此，智慧社区建设除了要在技术赋能上加码，如推动推动社区数学空间智能感应升级、居民家装生活智能化、政务管理数字化等层面；更要在深入探访社区的“社会”本质上下工夫，要充分了解社区社会结构，包括社区人口构成、社区参与主体及活动类型，以及社区历史传统文化和社区公共性建设现况等面向，从而促进更符合各自特色的智慧社区建设。为此，我们要不断迸发社区的“社会”参与面向，努力实现以人为纽带的资源要素的智慧联接社区50个创新小项目，在掌握社区人口和资源禀赋结构基础上，借助互联网的发展构建社区地域共同体。其实，建设智慧社区，须要发挥“社会”赋能的地域公共性重建，而非单纯技术赋能的方式化发展。技术赋能依赖于地域共同体和地域公共性建设，只有寻回“社会”本位，迸发“社会”活力，能够改进技术、资本或行政指令等“非社会”逻辑支配下的“被动型”智慧建设现况。
探求“网络社会”与“地域社会”协同共建
当前，我们要积极推动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融合发展，拓展“网络社会”与“地域社会”协同赋能智慧社区建设的新方向。网路社会的将至已深刻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与生活形式，但现有社会整治研究仍多集中关注地域社区内部主体间利益矛盾协调与公共服务配给差别，忽略了网路化时代线下空间与线上空间分裂式发展所造成的社区整治困局。当下，我们应注重关注开放网路空间与具体地域空间并行互补而非分立发展的可能，以及开放流动社会中多元主体服务于地方建设的合力，推动实现网路社会与地域社会的协同发展。一是关注现阶段社会空间的双重分化。包括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信息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分离与互构，积极整合线下与线上群体参与实践的分化现况。二是注重市民“缺场相处”的迅速发展。要积极推动微信群、社区微博、公众号、App、小程序等微平台建设，深入市民生活实际，激活社区参与活力，避免智慧社区建设的漂浮化。三是积极推动着力可行的网路文化与技能反哺工作，使老年群体在智慧建设中更多受惠，将其线下积极参与优势拓展到线上，发挥智慧建设中的“银发活力”。四是积极挖掘网路社会推动地域社会建设能力。要充分借助网路资源流动与共享特质，产生多元主体广泛链接网路资源服务地方社会的共建格局。网路化时代提供了线上与线下“复合型社会”得以生产的新机遇，有利于实现“网络社会”与“地域社会”共建、协同赋能的新格局，通过科技、人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使智慧社区建设迈上新台阶。
（作者系福建学院哲学社会大学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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