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 唐飞
登上《时代周刊》
高治晓的手机来了提醒，还是那个单，在网上挂了几个小时，一直没有人接，他犹豫了一会儿，接了下来。
是个药品单。海淀区有个病人要买胰岛素，需要先去她家拿处方，到医院挂号交费，拿药，一趟下来得花去不少时间。那是2月，正是北京疫情最紧张的时候，他要去的是海淀医院，海淀医院是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为了避免接触，外卖统一要求放在医院门口的货架上，即便这样，骑手看到医院的单仍然“打死不肯接”。高治晓猜想这个病人可能正在等胰岛素救命，才一直没有取消。进了医院的大门，迎面而来是死亡的气息，空旷灰白的大厅，人们穿着防护服，带着护目镜，气氛压抑，他有些害怕。匆匆拿了药，走出医院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腿也在抖，他拿出消毒液，从头到脚喷了一遍，定了定神，跨上电动车，朝顾客家开去。顾客家在四楼。开门的是个清瘦的老太太，走路有些蹒跚，头发白了大半，但脸上全是笑容，亲切地招呼他进来坐坐。老太太给他倒了杯水，逗他说话。他送了那么多年外卖，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热情，那样感激他。他便进了屋，蛮不好意思的。听说老人还没吃饭，他起身去厨房下了碗面条，打了两个鸡蛋，给老人端过去。老人一个人住，他感到她是有些寂寞的，想有人能多陪陪她。他说，等疫情结束了，我再来看您，顺手把屋里的垃圾带了下去。因为这件小事，有位美国记者找到他，给他拍了一张照片。3月19日，杂志出刊，高治晓才知道他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那期的主题是疫情之下，世界各地的普通人。
（高治晓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照片中，高治晓穿着齐整的美团骑手工作服，佩戴头盔，口罩，坐在电动车上，露出了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一对浓眉，皮肤黝黑，典型的西北人的相貌。高治晓今年33岁，来自宁夏固原。2004年初中毕业后，他来的北京，他想北京是首都，不管干什么，在乡亲面前也算争了脸。他什么都肯干。2014年他在饭店做厨师，一天挣两百元，听说外卖员一天竟然能挣三百多，他就买了台电动车，下了班便出去跑外卖。一般是中午两点下班后，他去送外卖，送到下午五点，去饭店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后，再送几个小时。干了一段时间后，高治晓辞了饭店的工，成为一名专职骑手。骑手分为专送与众包两类，高治晓属于众包骑手，平台把业务外包给他，他就纯靠跑单赚钱。众包的好处是自由，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坏处是没有保险，也没有补贴。除了送餐，他还会接一些跑腿，帮买帮送，代购鲜花药品，等等。有的顾客周末想吃海底捞，又不想排队，就会下单请高治晓排队，差不多排好了，顾客再过去。这样的单能赚十几块，二十几块，但消耗时间，一个小时什么也干不了，和送餐相比并不划算。高治晓最喜欢送药品、鲜花，或者是去超市买东西，耗时短，一般到店商家就已经把货物备好。送餐就凭运气。碰上一些大的饭店，顾客点个煲汤，蒸鱼什么的，大饭店一般都是现做，碰上堂食客人多，等四五十分钟是常事。三公里以内的送餐时间是三十分钟，碰见这样的单，他就会超时。超时扣五块钱，每天超时三单，会被平台拉黑十二个小时。比超时更严重的是差评，差评一个扣五十，投诉一条扣五百。超时、差评和投诉也会影响平台派给他的单量。高治晓最怕餐馆出餐慢。有一次，他接了一个奶茶店的单。那是个周末，奶茶店在做第二杯半价的促销，门口排了一条龙似的队伍。一杯奶茶他等了五十分钟还没拿到，客户打电话来催，他说他没办法，顾客等不了，申请退款。他一分钱没拿到，而且白白浪费了一个小时。今年过年，高治晓和妻子在北京过的年。年前，陆续有武汉的新闻报出来，他俩商量了一下，担心把病毒带回老家，这次就不回去了。2009年，高治晓在餐厅做配菜，妻子是那家餐厅的服务员，这个女孩和他的家庭背景相似，俩人都来自农村，女孩性格踏实，不慕虚荣，他想和她在一块可以好好过日子。2013年，他们结了婚。
（高治晓获得美团颁发的抗疫荣誉证书）
疫情期间，高治晓和以前一样送外卖。外地人都回家了，北京空空荡荡，马路上寥寥开着几辆车。人们不敢点外卖了，但也不敢出门，高治晓接的单主要是去超市代购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每天能接二三十单。妻子担心他，“别送了，能不能过了疫情再送？”他安慰她，“没事的，做好防护问题不大。”他说，疫情期间送外卖，不仅能挣钱，也能帮助别人，很有意义。
没有哪个骑手不超时，不被差评过
外卖骑手以年轻人居多。大部分人很早辍学，上到初中或者高中，他们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很简单，相比去工厂打工，骑手挣得多，而且多劳多得，似乎很公平。在北京，最顶级的骑手一个月能挣四五万，简直堪称业内传奇。怎么办到的呢？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速度。有的骑手一天能跑十八九个小时，摩托车、电动车轮番上阵。他们是把自己的命托付给车轮的人。叶涛今年21岁，在河南郑州跑外卖。他来自周口，念到初中他不想上学，那时他们村上辍学是一种流行，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叶涛的父母经营一家早餐店，卖胡辣汤、油条和八宝粥，说你不上学就跟我们一起做生意吧。辍学后，他什么也不干，在村里和其他辍学的小孩一起在街上晃荡，到了2016年，家人看不下去，“你不上学，啥也不干，天天在家待着干嘛呢？”他想上班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虽然他讨厌被拘束。他去了郑州，投奔他叔叔。有次在路边，碰见一个骑手，听说送外卖比较自由，工资也高，他就干起了外卖。早上九点四十，叶涛起床，起床后去站点开会。早会一般能到四五十人，在商场门口或者马路边开，喊美团的口号，“美团外卖，送啥都快！美团外卖，越吃越帅！”复习礼貌用语——“你好，我是美团骑手，我来取x号订单”，“您好，您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再见。
”用酒精给餐箱消毒，同时把这个过程拍视频上传到平台。最后，站长会播报昨天骑手超时、差评、被投诉的数据，挨个点名，被点名的骑手觉得丢脸。但是，几乎没有哪个骑手不超时，不被差评过。这些是骑手必须经历的，工作历程中的小挫折。叶涛年纪小，贪玩，外卖干得断断续续，不想干了，他就跑回家歇着，中间还跟着老站长跳槽去饿了么跑了几个月。今年疫情过后，他回到郑州，继续干美团骑手，美团的单多一些，他租了一个六百元的单间，只能容纳一张床。他嫌美团三百元一个床位的宿舍不干净。他有个弟弟，弟弟刚刚成年，俩人一起住在那个单间，弟弟也是一名骑手。最近，在快手上外卖骑手最怕什么投诉，叶涛每天发一条工作总结的快手视频，向网友展示每天跑的单量，他给自己立了个目标，每天跑到六十单。一般他能跑五十多单，有时候运气不好，就说前两天，平台给他派的全是三公里以外的单，一个小时只能跑两三单，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跑了三十几单。还有几次，尤其是中午，因为订单太多，系统变得不那么智能，东南西北的单都派给他，有的商家出餐就要二十分钟，很容易超时。超时顾客就会给差评，也可能退款，原因通常是送餐慢、等太久、骑手无法配送，他就会被罚钱，最多能罚五百。
（叶涛9月9日的工作总结快手视频）
几个月前，他接了个单。一开始，顾客填的是单位地址，等他取完餐，顾客下班回家，又把地址修改成家庭住址。这个地址在郑州南边，他在郑州东边，骑车需要一个多小时，他对那边路线也不熟，打电话给顾客，说太远了，没法送。顾客就退款了，选择的原因是“骑手通知我无法配送”，他赶紧给商家打电话，说你别给顾客退款。他又给顾客打电话，说您不能因为这个退款，我要罚五百块钱。最后协商的结果是，他花了四十多元把顾客的饭买下，点了送达。还有一次，也是顾客修改地址，本来派送距离不到一公里，顾客修改完后，距离增加到两公里。等他取过餐，顾客打来电话说，我出门了，外卖不要了，要退单。叶涛说，商家做好了，肯定不会给你退。顾客说，没有办法，这单我给你，你吃了吧。说完挂了电话。叶涛只好又跑了两公里，到顾客家点了送达，然后把那盒饭吃了。叶涛也点外卖，那是他每天的最后一单。他会给自己点一份外卖，再把单接了，这样既能吃一份饭，还能赚到五块钱的配送费。叶涛每月收入七千到八千元。按说应该吃穿不愁，还能有结余。这几年，他一直没存下钱，他喜欢去酒吧喝酒，也喜欢去外地旅游。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对过于沉重的生活总是有些抗拒，赚了钱就忍不住要花出去。去年，他买了一辆十七万元的大众汽车，首付八万多，每个月还三千二百元的贷款，这样一来他的经纪压力便大了起来，更存不下钱了。那辆崭新的大众汽车在路边的停车场停了两个月，他没开过，总不能开着车送外卖吧？当初，他被一股冲动的虚荣蒙住了心，看见有骑手买了车，他也想买，“反正结了婚也要买车的，早买晚买迟早要买。”他就没想到结婚首要的大事是买房。骑手叶涛就这样被一辆车困住了生活。一个教训。叶涛说他挺后悔。
彝族女孩变身嘉兴跑单王
《人物》杂志对骑手的报道发出后，很多骑手在朋友圈转了这篇文章。小黑在朋友圈转发说：“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看到这篇，心里隐隐作痛。”小黑在饿了么做骑手。有一次，平台同时派给她六个单，全都要在三十分钟内送达，光提前送达她就点了三单，压力特别大，“一点不人性化，他们就把我们骑手看成工具，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人，更不会把我们的安危放在第一位。”
（回到凉山，穿起彝族服饰的小黑）
小黑是个女孩，今年23岁。小黑来自大凉山，是彝族人，小麦色的皮肤，有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看上去元气十足。16岁，经媒婆介绍，她和一个男孩谈恋爱，随后移居到浙江嘉兴。婚后不久，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在她看来，她的婚姻是一场巨大的失败，因为丈夫是个“废人”。她丈夫也是个骑手，早上七点半出门跑活，晚上七点下班，从来不加班，一个月赚五千块钱。对于丈夫的工作作风，她很生气，“多跑点单也不会少一块肉，也不是不给你钱，而且下班回来还不是在家玩手机！”小黑和丈夫不一样，也可以这么说，她和她丈夫根本是两种人。虽然是全职骑手，但小黑没有底薪。在嘉兴当地，900单以下每单收入4块，901单到1200单每单4块5，1201单到1800单每单4块6，再往上每单4块7。因为多劳多得，小黑每天从六点开始跑单，一直跑到夜里十二点，能跑八九十单，一个月能挣一万，一度成了嘉兴的跑单王。
为了节约时间，她只吃早饭和晚饭，早饭吃包子面条，晚饭吃盖浇饭，最喜欢吃青椒肉丝盖浇饭。最疯狂的一次是2018年的春节，那年二月，二十八天，她跑了两千多单，赚了将近两万元。春节的单价高，一单十块钱，她从早上八点跑到夜里十二点多，不要命了似的。电动车车速开到六十迈，从一楼爬到六楼，只需一分钟。她的手上一直在爆单，有时一次能挂十几单，压力极大。但她扛住了这份压力。外人不理解小黑为什么这么拼，况且她是个女孩，丈夫不心疼吗？想起丈夫，她就伤心。2015年，她怀孕，生完孩子后，她生了痔疮，孕妇很容易生痔疮，在医院看病花了三万多。那会儿她在一家玩具工厂包装玩具，工作清闲，一个月赚四千多元。怀孕后，她没再工作，丈夫也不挣钱，房租没钱付，连小孩生病去医院也没钱。在医院，没钱买饭，她饿了三天。她想吃香蕉，从家里搜罗出九毛钱，买了一根香蕉。那次之后，她下定决心，要拼命挣钱，决不允许再沦落到这个地步，“就算自己的男人不行，我要把自己的那份责任扛起来。”
小黑记得送外卖的第一个月，她不熟悉路，找不到地址，经常急得眼泪直流。有一次，她手上有四五单，到了小区后，她绕来绕去都找不到顾客地址，绕了一个小时，她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等到顾客家，面条都糊掉了，根本不能吃了，她哭着敲了顾客的门。顾客说，面糊了不要了，她只好自己掏钱把单买了。除了过年，她几乎不休假。彝族是11月过年，她会回大凉山待一个月。回到家乡外卖骑手最怕什么投诉，她才能彻底放松下来。每天种种田，弄弄地，穿上盛大的民族礼服，参加亲友的宴席。短暂的休息后，回到嘉兴，她又变成那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外卖骑手。
（小黑在雨中送外卖，来源：快手视频）有一年，饿了么给员工休一个星期年假，每天有一百元补助。她去了上海，看见了经常在电视出现的东方明珠，坐观光电梯，从高处俯瞰外滩，觉得不可思议，想这是上海啊。她喜欢上海，喜欢那些优雅而古老的建筑，可只待了两天，她就迫不及待地回去送外卖了。有时候，小黑不免会想，她不会一辈子送外卖，虽然她喜欢这份工作，喜欢因为争分夺秒而带来的速度感，就像玩一场刺激的游戏。在快手，她有一千多个粉丝，有网友留言说，“你是我见过最美的骑手，也是最厉害的骑手。”也有人看见她在视频里哭，讽刺她：“如果你吃不了这个苦，就不要在这里哭。”她想，也许有一天，她会离开嘉兴，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学一门乐器，她觉得做一名流浪歌手挺浪漫的。
“除了拿餐就是送餐”
在东莞的骑手蒋章世和小黑一样，因生活所迫从事外卖行业。蒋章世今年三十岁，湖南人，今年五月开始做专送骑手。他的妻子怀孕了，预产期是十月，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和女儿，“这一胎生男生女都行”。在这之前，蒋章世在牛肉连锁加盟店卖牛肉，后来去了酒吧做市场经理，疫情之后，酒吧关门，他只好干起了外卖。卖牛肉那一年，他赚了不少钱，白天卖牛肉，晚上他和朋友打牌，打通宵，结果把身体打坏了，腰间盘突出，不能行动。他回湖南老家休养了一年，吃了一年中药才好，只是不能再干重活。腰病至今困扰着他，他只能睡硬床板，有一次，因为赶时间，他送餐送得太急，闪了腰，那一整天他不能直起身子走路。
（蒋章世的快手视频截图）蒋章世送的是夜班，从上午十点送到凌晨四点。经常熬夜，白天他时常感到疲惫，有时会眯一会儿。但是高峰期，也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绝对不能休息。之前在酒吧，他也上夜班，下午两点拓展客户，晚上带客人去酒吧，一直陪到客人离开。他在美团上班，前三个月没有补助，一单五块钱，过了三个月，能涨到一单五块一毛钱，或者五块两毛钱，还有话费补贴、车补、高温补助，差不多五六百元。他每天能跑五十五单左右，加上补贴差不多有九千元。即便如此，他在东莞只租了一间十多平米的单间，孩子和妻子都在老家。之前妻子会过来，给他做饭，洗衣服，最近妻子快生产，他就让她回老家休息。和大部分骑手一样，蒋章世的生活单调死板，乏善可陈，“反正送外卖，每天上班十五六个小时，不辛苦不累是不可能的，基本上跑美团一天除了拿餐就是送餐，没有时间出去玩，除非你生病，生病你还要出来跑一两单。”
（蒋章世在快手说，送外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需要乐观主义，为商家所想，为顾客所想）在骑手中，高治晓属于心态平和的那类，他规定每天跑够四百元，就回家休息。他很少闯红灯，“订单超时了，我都会想着超时就超时吧，就扣一半钱，如果让车撞了，不是更麻烦吗？”两个月前，一个丁字路口，他看见一个骑手因为速度太快，被撞翻在地，脑袋着地，地上流了一摊血，车上的牛奶、鸡蛋全洒了。看到这一幕，他特别心痛，“感觉心脏都不由自己控制了。”他告诫自己，不要重蹈覆辙。高治晓想有个孩子，但他不敢对未来期待太多。2019年，他离开北京，去了福州，用积攒的十几万开了一家饭店，还借了几万元。他的表姐在福州开厂，说那里可以做外地人的生意。他动了心。饭店主打川菜，有一百多平，前两个月生意挺好，后来那一带饭馆越来越多，他的店渐渐无人问津。福州人也不喜欢吃辣。眼看生意萧条了下去，他和妻子的关系也越来越坏，经常吵架。他不适应南方的天气，连绵不断的雨，空气能捏出水来。“为什么每天要受这个罪？”他问自己。一年后，他把饭店清盘，回到北京，又成了骑手。高治晓经常会想起母亲。母亲七十多岁了，住在大哥家，帮大哥照看孩子。他大哥有癫痫病，生活不能自理。听说宣武医院的神经内科很有名，他一直想带大哥来北京看病。他仍想开一家饭馆，也许不用那么大。他觉得北京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城市，“只要肯干 ，不管你从事哪个行业，都有机会有渠道挣钱。”偶尔，在北京，他会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有一次，他送餐到清华大学，当时口罩紧缺，一只口罩他戴四五天舍不得扔掉，顾客便拿了两个口罩给他。那天天气寒冷，风很大，还下着雪，他感谢了那位顾客，换上新口罩，消失在一片白茫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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